作者:魏义光,作证传播理论和业态创始人
对国服祺袍的称谓,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称“旗袍”,台湾地区称“祺袍”。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学术价值,因此在服装史学、文博和理论界没有引起重视,理论家们对此也避而远之,在学术上尚无有建树的成果,而事实上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命题。
约在1937 年前后,北京地区和东北沈阳地区妇女普遍称使用绸、缎等精美材料制作的与民国《服制条例》中所述“女子礼服-衣”同款样式的服装为“旗袍”,意为“旗人女子袍服”。为什么称谓这种拓展后的服装为“旗袍”而非“满袍”“汉袍”?这与清朝统治260多年有关。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人口基数少,为求长治久安,早在征伐之始(1624年收蒙古部族编五个牛录)便不断吸纳各族士兵,驱其以征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收纳“汉八旗”,汉人被册封为汉八旗子弟,享受同“满八旗”子弟相同的待遇,视同满人,同着“旗服”。由此可以判定,后世常道的八旗子弟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有着汉族血统。如此说来,单纯以地域、族别或者国别来命名服装,就不科学了。满、蒙、汉的八旗子弟尽管原本族别不同,但统称“旗人”,“旗”字亦同亦别,而“满”只有“同”没有“别”。将其所穿衣服称为“旗服”或“旗袍”,命名简单直接,且“亦满亦汉”,成为时代的产物。
上文所述“旗袍”这一称谓源起于民间,特指在 1926 年前后逐渐形成的、民众乐见的一种袍服形式。当时一说起女子礼服或者妇女服装,人们就会直接联想到旗女之袍,这与其说是对满族女子服饰的称谓,不如说是一种时代的符号。
如果我们将传统清代袍服作为“旗袍”的鼻祖,那么这一历史时期的“旗袍”,实际上历经了古典袍服传统型结构向改良旗袍西式结构过渡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既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的时期。因此,只能认为“旗袍”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40 年代初期这一过渡时期的称谓。
从历史学的观点看,单纯以“旗袍”诠释从“清代旗人袍服”到亦满亦汉的“过渡旗袍”,再到定型的国服“现代祺袍”这一段重大而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必然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当祺袍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即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祺袍”受西式立体裁剪的影响,发展为一个“洋为中用”最成功的实证——“现代祺袍”。正基于这一史实,“祺袍正名”由此展开,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魏义光作证传播理论和业态创始人
魏义光说妙:“旗袍”“祺袍”大美有度(1)原文刊载于《中诚信全球品牌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