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灵求真：1917毛泽东为何断言：“救国者必在国内”《毛泽东智慧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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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毛泽东在《心之力》中断言：“留洋之风，不可放纵，国学之巅，大有裨益。故救国者必在国内，留洋者志不可晦。留洋列强之同胞漂泊海外，须警惕邪魔强盗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有如寒冬之防风，病弱之辟邪。”

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寻找出路，到了民国初年，国家却更加分裂，军阀混战，列强操纵，民众困苦。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问题或许不在船坚炮利，也不在议会宪法，而在于文化深处、思想根本。1902年便赴法留学的李石曾，亲身体验了法国工人半工半读的生活方式，深感此法可为贫寒学子开辟新路。1912年，他与吴稚晖、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提出“以工兼学，以学救国”的口号。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联合李石曾成立“华法教育会”，推动赴法。

为什么选择赴法？原因有二：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法国约130万人死亡，劳动力极度匮乏，工厂急需工人。法国政府对华工与学生态度开放，1918年后更出台政策鼓励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二是赴法对普通家庭子弟切实可行。赴美、赴日动辄需数千银元，普通人家难以承受；而赴法勤工俭学，国内预备仅需二三十银元，路费通过团体优惠可压至百元上下，抵法后工厂包食宿，月薪可以自给。对一般家庭的青年而言，这是唯一能走出国门、接触世界的机会。

尽管“洋务运动”被甲午战争碾得粉碎，但西方各种思潮（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团主义等）仍源源不断大量涌入。然而，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1918年，北洋政府统治腐败，军阀混战不休，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进步青年目睹“共和”徒有虚名，“自由、平等、博爱”沦为口号，迫切寻求救国之道。

在长沙城南的一间农舍里，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湖南青年，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一个名为“新民学会”的团体。他们志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但很快意识到：若不向外求真理、向内察国情，仅靠道德修养，无法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新民学会成立后，首要议题便是“如何救国”。

蔡和森力主赴法：“闭门空想，终是画饼。非亲历欧美，不能得真知。”他坚信，只有亲历资本主义社会，观察工人运动，才能找到改造中国的真正道路。

而毛泽东虽支持赴法，却有更深一层的思虑。他在多次讨论中提出一个关键主张：“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印度、中国，西方文明在欧洲、美洲。吾人固当研究西洋，亦不可忘本。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经过多次激烈讨论，会员形成共识：向外求真理，向内察国情，二者不可偏废。“有人出洋，有人留守”的分工策略，体现了毛泽东早期就具有的全局思维——救国不能只靠照搬外来理论，必须立足中国实际。

1918年5月，新民学会召开专门会议，决定组织首批会员北上北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致信在京的老师杨昌济，请其协助安顿食宿、对接华法教育会。

促成此次北上的直接契机，来自他们的恩师杨昌济。1918年初，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6月，杨昌济即致信毛泽东、蔡和森：“京中机会甚多，华法教育会已成规模，宜速来筹备留法事。吾可为诸君安顿食宿，联络手续。”

这封信如一道桥梁，将长沙的青年理想与北京资源连接起来。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几乎同时，他召集新民学会骨干，确定首批赴京人员名单：蔡和森、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绍休、欧阳钦、熊瑾玎、彭璜、魏璧等共24人。其中既有学会核心成员，也有志同道合的湘籍青年。

然而，赴京费用每人需约20银元，对多数出身寒门的学生而言，是一笔巨款。毛泽东主动承担筹款重任。他奔走于长沙官绅之间：拜访湖南省教育会会长、湖南一师老师方维夏，恳请资助；登门劝募富绅，以“为国育才”为由争取支持。

毛泽东深知，一群寒门学子北上，恐困难重重。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队赴京。自己仅带借来的10块银元上路，途中节衣缩食。1918年8月15日，一行24人乘船离开长沙，经洞庭湖入长江，至汉口转乘京汉铁路北上。全程近2000里，舟车劳顿，历时四日。

同行者罗章龙后来回忆：“润之兄沿途照料众人行李、车票、饮食，自己却睡三等车厢地板，毫无怨言。”李维汉亦记：“毛君统筹全局，如兄如父，众皆服其公心。”

1918年8月19日，队伍抵达北京。经杨昌济引荐，他多次拜访李石曾、蔡元培，协助同学办理法语测试、体检、合同签署等手续。

至1919年3月，首批湖南青年启程赴法。而毛泽东自己，虽已办妥手续，却最终放弃出国。他对同学解释道：“我觉吾人对于本国实情尚乏深切研究，故愿先在国内作调查。若全数出洋，谁来了解中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打算。”“我觉得要读‘无字之书’，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中国解决。”

这一选择，标志着毛泽东开始从“向外求索”转向“向内扎根”，也为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埋下伏笔。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佐理员期间，得以旁听课程、阅读《新青年》、接触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讲演。

蔡和森在法国“猛看猛译”马列著作，1920年首倡建党，成为中共理论奠基人；向警予、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留法学生，均成长为党的重要干部；而毛泽东则扎根中国，在调查农民、工人疾苦中，逐渐形成“从实际出发、依靠人民力量”的革命观。

1920年，蔡和森致信问：“你为何不赴法？”

毛泽东答：“东方的事情，终究要靠东方人自己解决。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尽管毛泽东主张中国的事要靠中国人解决，但他更强调，“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陶斯咏）写信说：“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甲灵心鉴：1918年夏，在北上的火车上，毛泽东睡在地板上，尚未预知自己将成为改变中国的人。但他已用行动证明：真正的领袖，不在高谈阔论，而在默默担当；不在追逐光环，而在守护同行者的前路。正如他一生所践行的信念：“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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