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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灵求真:毛泽东靠什么吃饭?一部“解决问题”的史诗《毛泽东智慧通鉴》

202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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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吃饭”?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总结六个方面: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靠老实吃饭;靠总结经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

1957年3月19日,64岁的毛泽东主席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一句朴素至极的话,却道尽他一生革命实践的密码。

早在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伏案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口气列出71大类、144个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工人退职应否有年薪?”“小学教育要不要惩罚?”“如何清丈田亩以均赋税?”这些问题,上接天宇,下接地气。

解决问题如何正确?毛泽东不满足于“救国”的宏大叙事,而是追问:救国,从哪一件具体事做起?更惊人的是,他立刻行动——给友人黎锦熙写信,着手编纂国语教科书;组织学生讨论“女子教育”“劳工权益”;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改造社会的施工图。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一部不断发现问题、直面矛盾、解决难题的奋斗史。他从不满足于空谈理论,而是始终扎根于中国最真实、最紧迫的现实困境,在革命、战争与建设的惊涛骇浪中,一次次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实践勇气,为中国找到出路。

“解决问题正确”是毛泽东一生铸就的思维钢印。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深刻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而他的全部事业,正是围绕那些“未解决的矛盾”展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在一个人口九成以上是农民、工业基础几近于无的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究竟该走哪条路?当时党内普遍迷信苏联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但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毅然率残部转向井冈山。通过深入调查湖南、江西农村,他在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系统论证:正因帝国主义间接统治、军阀割据混战,才使红色政权能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生存发展。他由此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这不仅挽救了濒临覆灭的革命火种,更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根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唯一可行的道路。

有了根据地,还需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初期,部队成分复杂,旧军队习气严重。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首创“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4年11月,博古、李德指挥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8.6万人只剩3万。仍坚持北上湘西——往蒋介石布下的死亡陷阱里跳。1935年1月,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决策核心,率领3万红军四渡赤水,跳出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随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攻占腊子口、抵达吴起镇、会师会宁和将台堡,长征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亡国论”与“速胜论”弥漫全国,人心混乱。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下《论持久战》,以宏阔的战略眼光分析中日双方优劣,科学预言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斩钉截铁地宣告:“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篇五万余字的雄文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纲领,从战略上彻底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靠什么打赢”的核心焦虑,极大凝聚了民心士气。

抗战胜利后,内战阴云再起。面对装备精良、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如何以弱胜强?毛泽东的答案是:赢得农民,就赢得中国。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解放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耕者有其田”从口号变为现实。亿万农民为保卫“翻身果实”,踊跃参军支前。军事胜利的背后,是社会革命的深度动员——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将最广大的农民转化为革命的坚定支柱,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根本动力问题。

1949年,新政权即将诞生,又一个根本性问题摆在面前:新中国是什么性质?走什么道路?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清晰界定:“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理论成为《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基石,既避免了照搬西方多党议会制的幻想,也防止了简单复制苏联模式的僵化,为新生共和国确立了符合国情的国体与政体。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10%,连铁钉、火柴都需进口——毛泽东力主优先发展重工业。1953年启动“一五计划”,集中全国资源建设156个重点项目,如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洛阳轴承厂等。至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6%,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骨架。这一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现代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工业基础问题,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

然而,外部威胁从未远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轰炸中国边境。党内多数主张谨慎,毛泽东却力排众议,作出抗美援朝的艰难决定。他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立国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赢得数十年和平环境。

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变质,这是毛泽东主席忧心的另一个深层问题。1950年,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出警告:“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习气,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为此要求各级干部“下厂、下乡、下连队”,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出其根源在于“当官做老爷”的思想作祟。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官僚主义列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指出:“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许多干部忘记了党的群众路线。”1963年,得知某地干部建“招待所”供自己享乐,毛泽东怒斥:“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还配叫共产党员?”毛泽东始终将“反对官僚主义”与“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面对美苏核讹诈,毛泽东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在他的推动下,“两弹一星”工程启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两弹一星”战略决策,从根本上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与尊严,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甲灵心鉴:告诫全党“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的领袖,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一部以问题为路标、以实践为答案的革命史诗。今天,当我们面对新的“百年变局”,最该重温的是毛泽东直面问题、扎根实际、依靠人民、敢于破局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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