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义光说妙：“旗袍”“祺袍”大美有度（2）

2019-09-27

作者：魏义光，作证传播理论和业态创始人

　　上接：魏义光说妙：“旗袍”“祺袍”大美有度（1）通过权威的、并有一整套的史学考据和理论建构，这对国服祺袍正名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过程的学术断代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台湾地区的文献、书籍和商店常见“旗袍”和“祺袍”两种称谓共存的情况，但在学术上则以“祺袍”为主。而在大陆，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大多笼统冠以“旗袍”称谓。

　　由于“祺袍”在形制上没有具体的学术定论而多为人们所误解。然而考据学已将旗袍断代的历史节点证实得非常清楚，即20 世纪 30年代末至20世纪40 年代初是传统旗袍和现代旗袍的分水岭。崔爱梅的《祺袍制作与体型研究》引用施素筠《祺袍机能化之西式裁剪》的观点：“……祺袍，使之窄化、西化，并前后身之差距，胸褶打在侧边，窄下摆，并且使用拉链。”在学术上不应该再继续使用同一种称谓，否则就会产生对历史的误判。因此，以“旗袍”和“祺袍”两个称谓区分这两种形制与结构不同的服装，是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也是学术应有的态度。

　　尽管社会习惯于“旗袍”称谓，对于祺袍的正名并不容易，但这是作为学术应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早在1974 年元旦台北市“中国祺袍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之时，王宇清（1913 年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1913-2012），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地区著名服装史学家，著有《中国服装史纲》《冕服服章之研究》《历代妇女袍服考实》等多部服装史学著作）主持并发表题为《祺袍的历史与正名》的主旨演讲，主张改“旗袍”为“祺袍”。提议当场获得大会通过，并成决议案，确立“祺袍”为官方称谓，且著为会章条文，呈报主管官署核备，明载官籍，遂成定案。自此之后，台湾学术界渐成共识，并在民间产生推动作用，形成一股“祺袍”正名之风。

　　40多年来，伴随着两代人的努力和坚持，以王宇清、杨成贵（祖籍浙江平阳（1931—2009），中国台湾华服大师，日本近畿大学毕业，历任台湾祺袍技能竞技裁判长及命题委员、曾任台湾实践大学教授，著有《祺袍裁制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服装制作全书》等）为首的台湾华服学者、专家仍不断努力为“祺袍”正名。

　　祺袍正名有历史的原因，也受人们对于既定习惯成自然的认知模式影响。无论怎样，这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学术研究终归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如果忽视了“祺袍”正名工作，恐会埋下一个带着错误信息的种子传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