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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边界与越界

中诚信-大美无度旗下发布世界500强  2022-05-09

话语权属于国家软实力,对内是指引领社会舆论、塑造良好社会生态的能力,对外是指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塑造国际舆论的能力。权力是有边界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就是边界意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这就是越界;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缺位。话语权力也有边界,西方话语是对西方特殊性的揭示,是西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表达。亨廷顿曾明确指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

但是,现在之所以出现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把西方地域性的经验上升为普世性的法则,把民族性的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的知识,以西方经验为遵循,以西方标准为尺度,以西方是非为圭臬,就是因为西方话语缺乏边界意识,从它的边界之内越界走向边界之外。

话语越界是常态,话语天生具有越界的本能、扩张的冲动。话语越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源于西方的宗教使命——传播“福音”的世界使命,源于文明优越的傲慢立场,也是服务于利益扩张的需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是让西方的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罗斯科普赤裸裸地宣称:“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上述论调完全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美国东方学家萨义德指出,“帝国主义”一词的内涵远非是“领土的扩张”“军事的侵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包括“文化的改造”“社会的重建”“标准的统一”,即世界的同质化。人类有办法解决行政权力的越界,但对于如何约束话语权力的越界,世界各国似乎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人类迄今尚未发明一套捍卫文化主权、抵制文化侵略、约束话语越界的治本之策。

话语越界,归根结底是资本驱动的结果。马克思曾批判说,资产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力图“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马克思也指出,资产阶级极度伪善、野蛮、卑鄙,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将野蛮民族纳入文明世界中来,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他们用“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仰仗经济成功带来的物质力量,凭借资本注入的强劲动力,携着胜利者的余威走向世界,所向披靡,西方的地域性话语第一次披上了普世主义的面纱,成功跨越了地理的边界、民族的界线、宗教的鸿沟、语言的障碍,膨胀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史意义上的强势话语。美国左翼学者彼得拉斯指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在这里,彼得拉斯揭示了话语霸权的双重逻辑,即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是首要的逻辑,政治逻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逻辑。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文化殖民、话语霸权,既是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关乎世界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重构的正义事业。亨廷顿尽管骨子里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论者,但他显然也看到了文明扩张、话语越界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和危险性。他说:“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说它是错误的,因为它背离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说它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意图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非西方世界,用一套单一的话语解释全人类的故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说它是危险的,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最终伤及全人类的利益,西方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21世纪不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就不可能推进全球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构,就不可能走向全球正义的世界新秩序。(来源:北京日报2021-07-19。作者:陈曙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