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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义光:《毛泽东智慧通鉴》毛泽东扭转乾坤(1)

202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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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义光作品《毛泽东智慧通鉴》节选:毛泽东扭转乾坤(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国的伟大征程中,曾多次濒临覆灭、分裂或战略迷失的绝境。在这些决定民族前途与政党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战略洞察、坚定的人民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屡次力挽狂澜,化危为机。他不是神,却总能在众人迷茫时看清方向;他屡遭排挤,却始终坚守真理;他在绝境之际,却以非凡胆识扭转乾坤。

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弃城入乡,星火燎原启新途

1927年春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随后“分共”“清共”,工农运动遭血腥镇压,中共党员从近6万人锐减至1万余人,城市党组织几近瓦解。党内弥漫两种极端情绪:要么盲目暴动,要么悲观绝望,革命火种眼看就要熄灭。

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会后,毛泽东临危受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计划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然起义受挫后,他审时度势,果断摒弃“城市中心论”,率余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宣告创建,毛泽东继而系统阐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确立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此一战略转向,不仅保存了革命核心力量,更开创性地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由此从城市失败的废墟中重生,为随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筑牢根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成日后燎原之势。

二、1929年红四军之争:立规铸魂,党指挥枪定根本

1929年初,红四军内部就军队领导权问题爆发激烈论争。部分军事干部主张推行“军事首长负责制”,质疑前委的政治领导过度干预军事,甚至出现“枪要指挥党”的危险倾向。此风若蔓延,丧失革命政党领导的政治灵魂,红军将沦为旧式军阀武装,革命事业将遭致命重创。

毛泽东坚定主张“党必须绝对领导军队”,明确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非单纯的军事力量。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因意见未获多数认可,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暂时离开军队领导岗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开展闽西地方政权建设。192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九月来信”,明确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解决红四军内部分歧奠定基础。同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主导通过《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从制度层面厘清党与军队的关系。

古田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从根本上区别于历代军阀武装,为人民军队注入政治灵魂,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建军原则与政治基因。这一原则传承至今,仍是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精神内核与根本遵循。

三、1934-1935年长征危局:遵义定向,转危为安启新程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放弃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盲目推行阵地战硬拼方针,最终导致根据地丧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出发时8.6万人,历经湘江战役,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彼时,部队士气低迷、指挥混乱,全军濒临覆灭边缘。

长征途中,毛泽东密切观察战局变化,反复向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剖析“左”倾军事路线的严重危害,逐步争取到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随后,毛泽东率领3万红军四渡赤水,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掌握战略主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实现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历史性跨越。中央红军由此转危为安,革命航船重新校准航向,为最终抵达陕北、建立抗日战略大本营赢得关键转机。

四、1935年分裂危机:坚决北上,维护统一固根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力雄厚(当时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不足2万人),拒绝执行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主张南下川康边境,并暗中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向红四方面军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出密电,指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以武力胁迫党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党和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

毛泽东敏锐洞察张国焘分裂行径的危险性,坚定主张北上抗日,明确指出南下之路是“绝路”,唯有北上才能顺应民族救亡潮流、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获悉张国焘密电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于9月10日凌晨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连夜北上,脱离险境,避免了党内武装冲突的危机。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极力挽救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出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决定,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方向。毛泽东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团结多数指战员,巩固了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了全军北上的信念。

此次斗争成功挫败了张国焘(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分裂图谋,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保住了中央领导集体和红军主力。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为日后开展抗日战争、凝聚全国革命力量保存了核心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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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