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灵求真：毛泽东1920如何紧急解决“脑子饥荒”问题？《毛泽东智慧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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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至6月，毛泽东先后与北京李大钊、上海陈独秀探讨建党事宜后，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尽管1919年6月至1920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但新军阀仍然实行文化封锁；加之湖南地处内陆，信息闭塞，宗法势力强大，民众思想受束缚，传播新思潮困难重重。为隐蔽而快速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决定以商业方式来展开。于是，联合易礼容、彭璜、何叔衡等人集资400余银元，在长沙潮宗街56号创办文化书社。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以广告的形式发表《文化书社缘起》宣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们立意要替湖南人解决脑饥荒的问题……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所销之书，如《新青年》《新潮》《劳动界》《国民》等，皆为世界新潮之结晶，社会改造之利器。同人等愿以最廉价格，供给读者，务使新思想普及于社会各阶层。”

毛泽东为什么公开创办书店？因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创建文化书社，就是要打通“新材料—新研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链条。毛泽东为什么用白话文刊登广告？因为白话文不仅是觉醒的武器，更打破了知识垄断。

8月2日，毛泽东召集发起人会议，明确传播使命。9月9日，书社正式营业。经营方式采用“社员集资、民主管理”模式，避免私人营利色彩。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文化书社已发展社员近200人，遍及湖南各县；书价低廉，学生可赊购，甚至免费借阅；设立“书报阅览室”，吸引青年聚集讨论，表面经营书刊，实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秘密联络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访湘时，曾秘密到访书社。

书社经营的图书种类，毛泽东亲自把关，按照科学破除迷信的标准筛选。三年前他在致友人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与人类解放之学问。

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身份秘密推广《新青年》《劳动界》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书社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最新书报”为宗旨，七家分店如星火洒遍湘水。吸引了郭亮、夏明翰、萧劲光等大批进步青年，许多人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陈独秀称文化书社为“南方传播新思想之枢纽”；萧三回忆：“没有文化书社，湖南的青年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年。”

为系统研究十月革命经验，探讨中国改造之路，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人于1920年7月开始筹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在长沙船山学社正式成立。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俄文、翻译苏俄文献，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一批先进分子，通过这一渠道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随后，毛泽东选派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6名青年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这批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

同年9月，毛泽东被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白天教书育人，改革教材；夜晚则在创办的夜校讲解关乎“翻身”的“新思想”，因为“翻身”不仅要经济翻身，更要思想翻身——若工人群众仍信天命、守旧俗，即使推翻军阀，仍会陷入新的奴役。四十年后，毛泽东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坦言：“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1920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走进萍乡安源。11月25至26日，冷雨淅沥，毛泽东连写8封信和1篇按语（合称为“9封信”），分别致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的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在北京的罗章龙；在新加坡的李思安；在南洋的张国基；在长沙的周世钊、彭璜等人。

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直言：“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彻底抛弃了对军阀、政客和议会政治的幻想，认识到在旧制度框架内的任何改良都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观点：“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指导对于革命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为新民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易礼容信后的长篇按语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此前，毛泽东刚刚收到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长信，疾呼“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系统提出建党原则。毛泽东回信盛赞：“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9封书信，毛泽东对改造中国的道路提出了明确主张、统一了新民学会骨干成员的思想。信件中关于组织建设和主义信仰的论述，直接推动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思想先导。

1920年冬（通常认定为11月前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子博等人在长沙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后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以秘密方式成立，以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为掩护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与革命活动。

1920年末，毛泽东与杨开慧迁居长沙城郊清水塘22号。青瓦白墙，一汪池塘，夜深人静时，毛泽东常踱步塘边思考，杨开慧则在卧室窗下誊抄《劳工法案大纲》，炭笔在毛边纸上沙沙作响。12月26日，杨开慧悄悄煮了一碗面，在热气氤氲中轻语：“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亦不能忘记。”而在厢房竹编摇篮旁，毛泽东将《工人读本》藏入箩筐底层，秘密运往安源矿区——家庭的温情与革命的锋芒，在此悄然交融。

1921年元旦，大雪封门，文化书社内却热火朝天。毛泽东站在长方桌前展开世界地图，声音穿透风雪：“温和改良永世难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方为良药！”三天三夜激辩后，18名新民学会会员以“起立”表决——14人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12人选择布尔什维克道路。木质方凳挪动的声响，如同春冰初裂。邹蕴真晚年仍记得那个瞬间：“毛泽东的建议如巨石投潭，会场顿时沸腾。”

春寒料峭中，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发展的新成员，以“散步”为掩护，聚集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的小丛林里，在坟茔间的空地上低声宣誓。没有旗帜，没有口号，只有紧握的拳头与灼热的目光——革命的种子，已在冻土下萌发。

甲灵心鉴：真正的革命，始于“脑子”的苏醒；而“饥荒”的终结，不在仓廪充实，而在千万人心中燃起那盏名为“觉悟”的灯。1920年，从一本《共产党宣言》的悄然上架，到一场雪夜中的举手表决；从潮宗街的书报柜台，到安源矿井下的秘密传单——毛泽东用一年时间，在湖南这片封闭的土地上，硬生生凿开了一道思想的裂缝。

这一年，毛泽东没有枪，没有政权，甚至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却以书为火，以信为路，以主义为旗，为饱受欺凌的民族重生，埋下了第一粒火种。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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