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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灵求真:毛泽东为什么强调分清敌友是“首要问题”?《毛泽东智慧通鉴》

202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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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中国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强调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5年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广州召开,讨论并最终确定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与议程。会议决定由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中,虽有国民党元老参与,但实际工作主要由共产党员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负责。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国民党右派已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对参会的右派13人,史称“西山会议派”。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策略,明显分歧:

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反对国民党分裂,主张“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极右派”,并将“西山会议派”戴季陶、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人视为“可争取的中派”。他亲自安排陈独秀、瞿秋白在上海与上述人士谈判,承诺中共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增加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比例,以换取他们返回广州参会。维经斯基认为革命高潮已过,必须以妥协维护国共合作,防止广州政府垮台,因而力主“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整体退让”。

而共产国际驻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则视“西山会议派”为反革命分裂势力,主张坚决打击、彻底清除,反对任何妥协。他斥责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的“安抚中派”政策是错误退让,并质问:“为何将阴谋破坏革命的右派请回来?”鲍罗廷支持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严惩右派的主张,要求在二大上开除主要右派、少选中派、多选左派,并号召广东方面抵制上海达成的妥协协议,坚持革命进攻路线。他认为广州革命力量占优,应乘势巩固左派与中共的联合领导。

此时,广州形势对共产党极为有利:在278名正式代表中,共产党员达100人。据此,中共广东区委拟定策略——“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计划在大会上开除右派戴季陶、孙科等国民党党籍,并争取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一席位。

然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深受维经斯基影响,明确反对该计划,指示“采取让步政策”,并派张国焘赴广州指导中共代表团工作。1925年12月,张国焘抵达广州后,首先与鲍罗廷协商。尽管鲍罗廷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指出“广东同志艰苦斗争驱逐了右派,现在却要请回来”,张国焘仍坚持执行中央决定,推行退让路线。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56人,其中共产党员100名。1月8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向大会作题为《宣传报告》的长篇发言。报告约7000字,分六个部分,系统总结两年来国内新闻、出版、舆论等领域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在《宣传报告》中批评宣传工作“特别重视城市而忽略了农村”的倾向,并断言:“只有把农民的潜力发挥出来,革命党才能获得战胜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份报告因内容详实、分析深刻,获得与会代表高度评价。

1月18日,受大会主席团指定,毛泽东与丁君羊、侯绍裘等五位代表共同负责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经他们修订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该决议案于次日获大会通过。

同日会议上,针对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提出限制共产党员活动、要求“共产党员声明身份”“活动公开”等主张,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应:“共产党员决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共产党在未取得法律地位的条件下,是不能不秘密的。如果公开,就马上要被人解散消灭,这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他还强调:“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袁同畴最终收回意见。大会通过条文,重申“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

1926年1月19日闭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永远开除邹鲁、谢持国民党党籍;对林森、张继、居正等12人予以书面警告;并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会严厉处分了西山会议首要分子,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中,像戴季陶这样的顽固右派,“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汪精卫继续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孙科、伍朝枢等右翼或亲蒋介石人士进入中央领导层。共产党员虽有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毛泽东等9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却未能掌握监察权与军权。

更需警惕的是,国民党二大召开时,蒋介石尚非“一大”代表。属于“中派”的蒋介石,此时表面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积极拥护国民党中央,博得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借此,蒋介石在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然而,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迅速转向,由“反老右派”转为拉拢右派。1926年3月,他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左派;至1927年4月12日,更发动政变,与昔日被弹劾的“西山会议派”合流,共同镇压革命。

甲灵心鉴:在国民党二大召开的一月前,毛泽东就惊醒:敌友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国民党二大上的退让妥协,导致革命主动权丧失,错失历史机遇,为后续国民党右派反扑埋下隐患。

这一切印证了毛泽东的论断:若不能清醒分辨谁是真朋友、谁是假盟友、谁是隐藏的敌人,革命就会在“团结”的幻象中丧失方向,甚至将屠刀递到敌人手中。分清敌友,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思辨,而是血与火淬炼出的生存法则——这正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之所以“首要”的全部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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