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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国沉沦、内贼当道,当亿万民众的福祉被尽数剥夺,当神州大地沦为魔盗肆虐之地,热血青年又怎能安于书斋?1911年冬,长沙街头寒风凛冽。武昌起义的枪声如惊雷震动全国,千年帝制摇摇欲坠。18岁的青年毛泽东,毅然从湘乡驻省中学退学,以“毛润之”之名投身湖南新军,穿上戎装,走上救国之路。

在新军中,他每月领取7元2角饷银,生活极其简朴。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每月伙食费用去两元,还得花钱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申报》《大公报》成为他了解天下大势的窗口。他不是为当兵而当兵,而是为寻路而来。对新知的渴求,正是毛泽东探寻救国真理的缩影。
军营里的时光,既有战友相伴的温情,也有思想觉醒的悸动。毛泽东曾回忆:“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两位战友便是朱其升与彭友胜,他们像兄长般照料略带学生气的毛泽东,而毛泽东则用口才与学识温暖着战友——他讲“曹操煮酒论英雄”,边讲边做手势,让朱其升听得入迷;冬训间隙时,他主动教战友读书写字,让目不识丁的朱其升学会了记账。
为何一位学生兵能与普通士兵结下深厚情谊?因为他的心中从无高低之分,唯有对同胞的悲悯、对救国的共识。
1912年,南北“统一”,湖南新军解散,毛泽东感慨道:“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他未曾停下脚步,而是带着军营里的所见所感,继续在书海中探寻救国良方。
在此后数年中,毛泽东不断追问:为何共和已立,百姓仍苦?为何制度更迭,压迫如故?这一追问,终于在1917年凝成一篇雄文《心之力》。文中他写道:“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官僚、愚民、洋务祸国殃民……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
此时的毛泽东,已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具有系统思考能力的觉醒者,对山河破碎的痛感早已深植心底。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表达对时局的忧愤:北洋腐朽、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生凋敝,青年岂能袖手旁观?
多年后,当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建立新中国,人们才真正明白:毛泽东早年的从军,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生坚守人民立场、坚信武装斗争必要性的最初实践。
1929年大柏地之战,弹尽粮绝之际,毛泽东亲自拿枪率领警卫排冲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用一场大捷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基;1964年全军大比武,年逾七旬的他仍端起步枪瞄准——枪,在他手中,不是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始终是保卫人民的武器。
甲灵心鉴:1911年那个冬天,毛泽东走出书斋,走向军营。他迈出的,不只是书斋的门槛,更是救国之路的第一步。他带回的,是一生为人民奋斗的志向。这志向,从未因岁月流转而褪色,反而在百年征程中,愈发璀璨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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