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品牌大会主席魏义光：新冠疫情“谨慎”还是“失责”

　　时至今日，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26天，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仍在增加，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0000人+。而这场蔓延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让武汉人和全国人民记住了一个名字——“高福”。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是否人传人”这个问题，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从最初的“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再到后来的“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不必惊慌”，在官方没有明确确认“人传人”之前，公众的自我防护也由此减弱，而疫情也随之肆意蔓延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结论，正是由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领衔的第一批专家组赴武汉考察疫情之后得出的。不仅没有对“人传人”做出应有的判断和披露，反而抱着乐观的态度，做出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放任疫情大规模蔓延，最终错失疫情防控的黄金时期。直至第二批专家组赴武汉之后，才由钟南山院士公布了“人传人”的信息。

　　同时，人们最集中质疑的，就是高福院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其研究内容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而事实上，公众是到1月20日才获取新冠肺炎会人传人的信息。据此质疑，中国疾控中心在早期隐瞒了这些信息，导致公众误判，对于疫情走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引发轩然大波，也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称：“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而对于中国疾控中心到底何时发现病毒有“人传人”迹象，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回应说，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谨慎作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是保守的，当然也是谨慎的。

　　字里行间只有一个意思：“这真不是我的错。”

　　自然无法平息网友的愤怒。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判断，让人们放松了警惕，也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时间。而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对此更是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正好赶上每年一度的春运，由于高福所谓谨慎、保守的言论，不仅让武汉错失了最佳的防疫时机，还让500万人从武汉迁徙到中国各地，疫魔也随之攻城略地，肆意蔓延。月余之间，武汉，这座人口一千多万的大都市，就这样被无情的疫魔攻陷了。病毒随机选择着宿主，无数生命悬于一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平时在灾难片里看到的场景，如今在身边随处可见。凡此种种，仅仅是一句“谨慎”“保守”就能解释的吗？

　　显然不能。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承担着事关人民生命安全的重任，作为国家卫健委第一批前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他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收集数据，得出的结论却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随后，武汉方面如期召开省市两级两会。1月17日，武汉文旅局的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启动，武汉派发20万张惠民卷。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4万余家庭参加，10万人参与。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中国疾控体系掌门人，应该比公众更早的掌握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不仅没有做出应有的预警，反而让大家放松了警惕，给疫魔以机会。

　　正如相关媒体指出的，就算疾控系统的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判断偏保守，是基于学术的审慎性，恐怕他们也不得不从现实中汲取教训：有些时候，“保守”可能会带来“失守”。“谨慎”还是“失责”，已然自有公论。

　　当然，一场如此重大的疫情，很难由某个人完全承担责任。在此次疫情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也备受关注。从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建立一套覆盖所有医院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截至2011年年底，该系统已覆盖全国100％的疾控机构、98％的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88％的乡镇卫生院。不过，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回应，新型冠状病毒未列入“法定传染病”之前，无法使用2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的网络直报系统，“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如此看来，我国出于吸取SARS教训而建立的传染病例直报系统，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似乎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大考”之下，暴露出不足的同时，亦为建设疾控体系现代化迎来契机。2月10日，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也为中国疾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反思疫情防控中个人是非对错的同时，藉此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和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转变，或许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锐言